弹子石客厅装修匆匆弹子石回不去的城中村
1999年初春的一个暖日，我和爷爷奶奶沿着南岸的制革厂公路散步。
路的尽头，能看到建设中的大佛寺长江大桥。桥梁远远地飞架在大佛寺小学的天上。
这只是他们人生中一次短暂的休闲观光活动。
三个人默默望着大桥上忙碌的工人。空气中飘荡的只有鸟儿的啁啾和工人搬运钢管撞击出的噪音。
谁也不知道这座桥将是重庆今天交通大动脉内环的重要一节。
就像我们处于这个时代而不自知。
一.
爷爷告诉我弹子石其实是“诞子石”的谐音。
南岸这边有座涂山。“涂山”是大禹的妻子，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，涂山来到长江边呼唤自己的丈夫归来，于是在长江中有了一块“呼归石”。
而“诞子石”是涂山生下大禹之子的地方。
这个美丽的传说与这里低矮的房屋、随意填补的墙壁、遍布淋病广告的电线杆、屋后散着臭味的阴沟……都格格不入。
我从小就知道这是个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故事。比如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，涂山到底诞的是谁的子？
再比如，有人肯定地告诉我“呼归石”其实叫做“乌龟石”。
弹子石可稽的历史并不长，它只是在近代被卷入了历史的洪流之中。
弹子石已看不到这样的河滩
1890年，中英签订《烟台条约续增专条》后，重庆开埠。
洋人的军舰和商船鸣着汽笛驶来，在拥挤的朝天门对岸找到了一个码头停靠。
洋人在南岸建起了自己的房子，他们的住宅、兵营、医院和地主的宅院、寺庙散布在小山坡上。
围绕着他们生存的贫民，则沿着山坡往上搭建起棚户来。
二.
爷爷三岁便丧父。
他说自己父亲是在制作竹框时竹签刺进指头，因伤口感染而去世。
这简单得不可思议的死法，让人怀疑这个悲伤故事的真实性。
可能三岁的他也不能理解，只是后来当做一种习惯来接受。
他能理解的事情是自己三岁开始咳血。可是直到88岁去世前，他也没有说清楚到底是什么病。反正是体弱多病。
3岁就被断定“活不长”的爷爷活到了88岁
父亲去世，母亲改嫁。留下这个病秧子在本姓的村里面吃百家饭。
国家内忧外患、农村凋敝、百废长待不兴。八岁那年，爷爷走了十几里山路来到龙兴码头，乘船一路上水来到朝天门。
亲戚给他介绍到下半城一个裁缝师傅那里当学徒。
说是学徒，其实就是帮师母打扫店铺、提水、烧火做饭。
“我那时候提不动，有时候半路师母还来帮我，他们对我嘿好。”
晚上，爷爷就住在裁缝案板下面。
“那个时候我还是咳嗽吐血，师傅担心我死到他屋头，给我了几块钱回老家，在那个时候还是嘿多了。”
那天早上，他去朝天门坐船，在码头边买了一盆水洗脸。
到了龙兴下船后又坐滑竿回去，到家发现路费竟还有剩余。
直到爷爷88岁时，还能清晰地向我描述这段年少记忆。
第一次进城打工就这样夭折了，只好又回到村里面吃百家饭。
与家中亲戚是否谈起过在朝天门潇洒买洗脸水的事，不得而知。
可最终贫困的农村还是逼着他去城里找改嫁的母亲。
解放前来弹子石落脚的是爷爷的母亲，也就是我的曾祖母。
曾祖母的父亲是一个歪风水先生，靠着给死人做法事、做假人、假房子谋生。
在我很小的时候，爷爷给我做过一只小船在蛇田沟堰塘里开。
用竹子编船体，然后在四周糊上挂历纸。挂历纸有一面胶，因此可以保证船浮在水面而不被侵湿。
估计这手艺学自于他的外公。
曾祖母改嫁后的家位于弹子石的大佛段。与其说是家，不如说是一间“棚”。
爷爷投奔到母亲的新家后，被介绍到了大佛段一家理发铺子当学徒，混口饭吃。
大师兄跟着师傅几年也没有碰过剪刀，他这种新学徒只能在打杂的空隙远远地看着。
“不是都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么，那个时候很多师傅都这样。”
大师兄受师傅压榨多年，要求自立门户，终于有一天和师傅爆发了冲突。劝架的师嫂（师兄的老婆）被师傅手里的剪刀误刺身亡。
“师傅最后在弹子石被敲了砂罐（枪毙了）。”
爷爷又没有了工作。
三.
我家在大佛段东坪坡。
两个卧室和客厅的屋顶是青瓦，厨房的屋顶搭的石棉瓦。
墙体有褐色的土墙，也有青色的砖头。
歪斜的木柱子支撑着整个摇摇欲坠的屋顶。
夏天暴雨，总担心屋顶会塌下来。
坡上汇集成河流的雨水，哗哗往坡下冲。我们会用一个木板抵在房门上将雨水挡在外面。
家里屋顶也漏水，客厅、卧室都放了桶和盆来接水。
如果刚好是床上的瓦漏水，盆子便不得不放在床上。
大佛段、东坪坡这样的房子可以延伸到长江边。
江边长大的儿女都有相似的记忆
考古专家通过文物所在的土层来判断文物所在的时间。同样，这些老屋子的土墙、青砖墙、红砖墙都反映了建筑的年代。
“最早是母亲花了十几块钱和别人合伙买的。”爷爷指的是10平米左右的“客厅”，两家人隔着木板把这个屋子分为了两半。
后来那家人要搬走，我们家又花了几块钱将另一半买了下来。
爷爷结婚的时候建了一间卧室。其实客厅和卧室家里人都在睡觉，只能说多了一个房间显得宽松一点。
他有了孩子以后又建了一间。
所以从土墙、砖土混合的墙、砖墙的不同样貌，完全可以分辨出不同的建设时间。
盖着石棉瓦的厨房是我父亲从部队复员回来建的。
还能在照片中看到的弹子石老房子，大多是这样修修补补葺成，形态各异，没有一家用同样式的门、同样式的窗。
看似临时凑合的修补，后来也没有人再去关注。临时也就变成了固有和永久。
没有人问，也没有人想起。
也没有人关心为什么这些老房子如此稀奇古怪地存在：
在阴雨绵绵的冬季露出寒酸相，在春季的暖日里又有几分万物生长的蓬勃之气。
拆迁之前，爷爷告诉我老房子的历史，现在他也随着这个历史一起变成了历史。
四.
爷爷人生中权力的巅峰，是在窍角沱搬运站当伙食团长的时候。
食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是硬通货，每天忙忙碌碌的人们都是在为了满足自己的嘴。
好几次领导来到食堂明示或者暗示“搞点肉”回家，都被爷爷给拒绝了。
这事我父亲谈起来还耿耿于怀，常常说“管着几百号人食物的伙食团长连馒头都没有拿回来过”。
父亲至今还对饥饿有刻骨铭心的恐惧。
爷爷因为清廉被撤了职，调去搬运站给工人们理发。先后两位同志顶替他的职位，最终都被大米、白面给腐化了。
奶奶最津津乐道的回忆，是工人们集体请愿，要求把笑罗汉（我爷爷的外号）请回去当团长。
“装在碗里面的菜都是用秤一一秤过，每碗里面都一样多，全部碗都放在桌子上供工人们自由选择。”
有一年，在爷爷精打细算下剩了不少粮票。过年的时候伙食团买来一头猪，搬运站工人都分得一碗猪肉回家过年。
奶奶回忆，工人端着猪肉回家都被街坊邻居羡慕得不得了，说“你们伙食团搞得好哦！”
家里不是不困难，爷爷不是没有私心。他长期住在伙食团不回家，就是为了腾出一份食物分给孩子们。
另一方面，也可能是胆子比较小的缘故，看到前面两位因为中饱私囊被判刑，难免更加小心起来。
弹子石这片土地上没有出过什么英雄，都是爷爷这样平凡的人，他们在饥饿、贫穷、公平、良心中挣扎。
平凡的人们踏着这样的石阶走出弹子石
我儿时的床摆在绿色窗框下面。
窗外是一条小巷子，爸爸的一件皮衣曾经在我的床上不翼而飞。这大概是我知道的最早的偷盗。
床在窗下又有一个好处，斜躺着就能看到外面的黄桷树。
特别是它在漫长阴冷的冬季后吐出新芽的时候，总能给人一种跨进新社会的兴奋。
老人给我描述的旧社会，让我觉得就是那没有色彩、阴冷潮湿的冬季的模样。
我幼小时就学会了在屋里屋外拿着粉笔乱画。
发育迟钝的我到了三岁也不能数到十，即便有糖果作奖励也是如此。
启蒙教育的任务落在了爷爷肩上。
他耐心细致的教导，总算让我这个迟钝的孩子数到了十，继而数到了一百。
长大一点就开始写字，地上密密麻麻、大小不一、歪歪斜斜地布满了我幼稚的字体。
家境从来都没有机会让爷爷读书识字。
在搬运站理发店工作的时候，正好要选一个会计，所有的理发师傅都不愿做这个会计。
他们便打发当时还是小青年的爷爷去做会计。无奈之下，他竟学会了识字、做账、打算盘。
这便成为了我识字启蒙的来源。
五.
2018年3月，初春的清晨，我坐在爷爷病床边。
他每隔半小时由我扶起来小便，然后回到病床上咳嗽，用掉两三张纸巾也揩拭不尽口痰。最后陷入每十五分钟哼哼的迷糊之中。
窗外黄桷树又吐出了新芽，这是我儿子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个春天。
黄桷树上是轻轨轨道，哗哗的列车在病房的窗前减速缓缓滑入学府大道站。
爷爷的灵魂大概是在这里下的车或者踏进了驶向远方的列车，3月20日那天便去世了。
最后听到他精神矍铄回顾一生的人，是照顾他两天的护工大叔，其中一天他完全在昏聩中，不知这位大叔的存在。
这年是他离开弹子石大佛段搬到四公里的第 10年。东坪坡的房子已经进入了拆迁赔偿的最后阶段。
长大的我已经非常难得回去看弹子石的模样，有一次陪着朋友逛下浩老街，外地朋友欣喜地在破墙烂瓦中自拍。
那一刻，我意识到，他们相机里新奇的事物不就是我爷爷在弹子石自然而然的生活么，不就是我和我孩子来自的地方么？
我们再去看弹子石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？
你眼里每一处新奇的老建筑，或许仅仅是主人匆匆忙忙、无暇完成的工程。
或许是生活琐事引起龃龉后破坏的遗迹。
或许是拾荒人藏匿宝藏的旮旯、或许是瘾君子秘密的通道、或许是盗贼刻下的标识。
又或许是补鞋匠捡来工作用的巴洛克椅子。
或许是电器修理店里旧冰箱锈迹磨出的别样的斑点。
或许是晾晒衣服的衣架让树枝伸出的妖娆曲线。
它们好像是等待旅行者去观赏，赋予他们美丽的名字和动听的故事。
对于弹子石的这些拆迁人来说，那里就是普普通通的生活。
忙碌奔向新生活的日子，让我们忘记了这里是什么时候被挂上危房的牌子。
什么时候有半边土墙坍塌。
什么时候一个陌生的烧饼大叔出现在了街头。
什么时候服装店变成了水果摊。
我们这代人匆匆地长大，希望探索自己的人生。
父亲那代人匆匆工作，希望摆脱那里的贫困。
爷爷那代人匆匆地生活，匆匆是他们在弹子石生活的全部，匆匆塑造了他、塑造了弹子石。
原来，弹子石只是近代重庆城市化的一个跳板。
我父亲的祖籍在渝北、我的祖籍在南岸弹子石。
祖籍的记忆碰到熟人的时候才谈起，毕竟我们都已被匆匆地改变……
文／箪食
配图／箪食
编辑／妙喜
